章节目录 第495章 整个巴黎都抑郁了！
第495章 整个巴黎都抑郁了！
《费加罗报》文学副刊编辑部里堆满了信，桌子上，椅子上，窗台上，到处都是。
信封各式各样，有的精致，有的粗糙，有的带着香水味，有的沾着咖啡渍。
编辑助理皮埃尔从门缝里挤进来，怀里又抱着一摞。
他把信扔在已经堆成小山的桌子上，喘了口气：「今天又两百多封，全是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
主编佩里维耶站在窗前，背对着房间，只问了一句：「信里都说了什麽？」
皮埃尔抹了把汗：「说什麽的都有。骂的，夸的，说不懂的，说看哭的还有人说这根本不是小说。」
佩里维耶这才转过身，走到桌边，随手拿起几封信拆开。
第一封字迹工整，用的上好的信纸：
【————《太阳照常升起》我已忍耐阅读到三期，我必须说，这是对文学的侮辱。
没有情节，没有人物塑造，没有道德立场，只是一群浪荡子无意义的对话和酗酒记录。
法国刚刚经历耻辱的战败，我们需要的是振奋民族精神的作品，不是这种消沉堕落的呓语！
如果贵报继续刊登此类文字，我将取消订阅！】
这封信的落款是「一名老共和派，1870年志愿兵」。
佩里维耶放下信，又拿起第二封，这封字迹潦草，用的普通信纸：
【我看不懂，这些人到底在干什麽？他们为什麽总在喝酒？为什麽总在说话但什麽都不说？作者想表达什麽？
战争过去了，生活要继续，这些人为什麽不工作？为什麽不思考法国的未来？作者自己想清楚了吗？】
第三封信看起来是一位女性写的，笔迹秀气：
【作为一个女人，我感到被冒犯了！小说里无论是女主角贝尔特，还是其他出现的女人，都只是男人欲望的对象。
作者没有给她们灵魂，没有给她们声音。男人在小说里用冷漠掩饰软弱，用酒精逃避责任。
而我们女人只能看着，等着，被爱或被抛弃。这不公平！】
佩里维耶一连看了十几封，又走到窗边，看着下面的街道。
《太阳照常升起》已经连载了五天，收到的反馈既没有一边倒的赞美，也没有一边倒的批判。
而是充满了分裂和困惑，还有不安的骚动。
这小说不像莱昂纳尔以前的作品——
《老卫兵》让人同情，《合唱团》让人温暖，《雷雨》让人震撼，《咖啡馆》让人反思。
但《太阳照常升起》——让人不舒服。
不是讨厌，就是不舒服，读者读完每天的连载，就像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又走进了一个太安静的房间。
这种感受，让整个巴黎都开始抑郁起来。
圣日耳曼大道的一家咖啡馆里，三个男人坐在角落。
他们都在看《费加罗报》，看《太阳照常升起》今天连载的部分。
其中一人把报纸放下，喝了口咖啡：「还是没看懂。」
第二个人也说：「我也没看懂。」
第三个人没说话，盯着报纸，过了一会儿，才说：「我昨晚又看了一遍前面的。」
另外两个追问：「然后呢？」
第三个人说：「然后我做了个梦。梦到我坐在双偶」里。不是我常去的那个位置，是雅克坐的那个角落。
我看着窗外，外面是巴黎的街道。然后我醒了，发现才凌晨三点。我睡不着了。」
三个人都沉默了。
第一个男人四十岁左右，脸上有皱纹，手指关节粗大，他是个木匠，战时在国民自卫队待过。
木匠突然说：「我认识雅克这样的人，不是真的认识，但我见过。在酒馆里，在街上。
他们总是下午才出来，眼睛发红，不说话，就坐在那里，一坐就是一下午。」
第二个男人年轻些，三十出头，是个小公务员。
公务员则说：「科恩那种人我也见过。总说要写东西，总说有事要做。
但永远都把时间消磨在咖啡馆里，也永远在说我明天就开始」。
第三个人是画家，留着长发，他自己的生活就放荡不羁。
画家补充道：「贝尔特那样的女人我见过更多。舞会上的寡妇，沙龙里的常客。她们笑得很响，说话很快。
但你看她们的眼睛，里面什麽都没有，连废墟也没有。」
木匠拿起报纸，又看了看今天连载的那段，然后摇了摇头：「这算什么小说？什麽都没发生。」
画家不以为然：「其实已经发生了，只是没写出来。」
公务员追问：「什麽意思？」
画家指着报纸：「贝尔特在告诉雅克她昨晚在别人那里跳舞到三点，还喝别人的酒。
雅克听懂了，但他只说哦」和是吗」，而不问你为什麽去」你和谁跳舞」你什麽时候回家的」。
他不问，因为他知道问了也没用。贝尔特也不会说真话。」
木匠皱起眉：「你想太多了吧？」
画家呵呵一笑：「不是我想太多。是作者写得太少，只能我们自己去想。」
公务员点点头：「我也有这种感觉，这小说像一堆碎片，你得自己拼起来。」
木匠摇摇头：「我还是不懂，小说不应该是这样的。小说应该讲故事讲清楚谁是谁，为什麽这样做，后来怎麽样了。」
画家嗤笑一声，反问：「那生活呢？生活讲清楚了吗？」
木匠和公务员都愣住了。
画家继续说：「我的生活就是一堆碎片。早上起床，去画室，画画或者不画画，吃饭，喝酒，睡觉。
没什麽故事，没什麽后来怎麽样了」，就是这麽一天天过。」
公务员低声说：「我也是——办公室，家，咖啡馆————没什麽变化。」
木匠想了想：「我也是。工坊，家，酒馆。战争之前是这样，战争之后还是这样。只是————」
「只是什麽？」
木匠叹了口气：「只是感觉不一样了。战争之前，我觉得我在建设法国。
战争之后，我觉得我就是个木匠，做桌子椅子，换钱吃饭。没了。」
三个人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公务员忽然说：「这小说写的就是这个。」
「什麽？」
公务员的语气笃定起来：「就是没了」！战争把什麽东西打没了。不是土地，不是城市，是别的东西。
是什麽？说不清。但这小说里的人，他们都感觉到了——没了」。」
画家看着报纸：「所以作者不写没了」，他只写这些人怎麽活着。虽然人还活着，但感觉没了。」
木匠终于点点头：「我好像有点懂了。」
法兰西学院的一次聚会上，几个院士坐在休息室里，他们也在谈《太阳照常升起》。
埃内斯特·勒南忿忿不平地说：「简直是胡闹。小说不像小说，随笔不像随笔！」
夏尔·德·马扎德点头：「这个索雷尔写的是什麽？酒馆笔记？战地通讯？
还是旅行随笔？」
于勒·西蒙更严厉：「这是逃避。面对国家的耻辱，他写的不是反思，不是奋进，而是一群人的堕落。
这些人为什麽不思考法国？为什麽不谈责任？为什麽只喝酒丶谈女人丶到处游荡？」
这时路易·德·洛梅尼开口了，他已经八十岁了，经历过七月王朝丶第二共和国丶第二帝国，现在是第三共和国。
路易·德·洛梅尼的声音很慢：「我读了，我也不喜欢。这小说的笔调太冷，描写太空白，没有抚慰我的精神。
但我却忘不掉里面的人，和他们的生活。」
他看着其他人：「我儿子就是这样的。1870年他二十岁，上了前线。幸好没受伤，活着回来了，但他变了。
以前他热情，有理想，想当个律师，想服务国家。现在他没工作，没结婚，每天下午才起床，去咖啡馆坐到深夜。
我问他将来怎麽办，他说不知道」。我问他想要什麽，他说不知道」。
说到这里，路易·德·洛梅尼的声音有些颤抖：「我骂过他，劝过他，帮他找过工作，但是都没用。
他就是坐在那里，看着，等着，但不知道等什麽。这小说写的就是我儿子。
不是故事，不是情节，就是那种状态一—
坐在那里，看着，等着，但不知道等什麽。」
埃内斯特·勒南想说什麽，但没说出来。
路易·德·洛梅尼站了起来：「我不喜欢这小说，它让我难受。但它说的是真话！真话不一定好听，但它是真话。」
说完，他慢慢走出休息室，剩下的人沉默了很长时间。
最后，埃内斯特·勒南低声说：「也许我们老了。」
「什麽意思？」
「我们期待看到的是战败丶耻辱丶复仇的意志丶国家的重生。就像索雷尔自己在《米隆老爹》里写的那样。
但我们忘了—一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有些人卡住了，停在耻辱那里，走不到复仇，更走不到重生。
他们就卡在那儿。」
这个总结，引发了更漫长的沉默。
《费加罗报》的读者来信开始发生变化，变得简短，但更沉重：
【我父亲就是雅克。他整天不说话，只会喝酒，已经十年了。】
【我哥哥从战场回来后就变了。他以前爱笑，现在只是坐着。我们都假装没事，但其实有事。
这小说说出了这种看着没事，其实有事的状态。】
【我在银行工作十五年。每天一样。我有时想，我和雅克有什麽区别？他坐在咖啡馆里，我坐在银行里。
我们都等着什麽，但不知道等什麽。】
主编办公室里，多了说「我懂了」的信，不是懂了情节，是懂了那种感觉。
原来这小说不是关于战争，不是关于失败，不是关于道德；
而是关于战争之后丶失败之后丶道德之后，法国一代人所剩无几的内心。
随着讨论的深入，《费加罗报》的销量开始默默增长。
不像《现代生活》连载「福尔摩斯」时的爆发式增长，而是很稳定的，一天一两千份的持续增长。
看着报纸的销量数字，主编佩里维耶心理默默说了一句：「这才是《费加罗报》应该刊登的小说！」
这时候，一篇维克多·雨果亲笔撰写的评论，发表在《共和国报》上，为这场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大讨论，又火上浇油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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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加罗报》文学副刊编辑部里堆满了信，桌子上，椅子上，窗台上，到处都是。
信封各式各样，有的精致，有的粗糙，有的带着香水味，有的沾着咖啡渍。
编辑助理皮埃尔从门缝里挤进来，怀里又抱着一摞。
他把信扔在已经堆成小山的桌子上，喘了口气：「今天又两百多封，全是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
主编佩里维耶站在窗前，背对着房间，只问了一句：「信里都说了什麽？」
皮埃尔抹了把汗：「说什麽的都有。骂的，夸的，说不懂的，说看哭的还有人说这根本不是小说。」
佩里维耶这才转过身，走到桌边，随手拿起几封信拆开。
第一封字迹工整，用的上好的信纸：
【————《太阳照常升起》我已忍耐阅读到三期，我必须说，这是对文学的侮辱。
没有情节，没有人物塑造，没有道德立场，只是一群浪荡子无意义的对话和酗酒记录。
法国刚刚经历耻辱的战败，我们需要的是振奋民族精神的作品，不是这种消沉堕落的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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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的落款是「一名老共和派，1870年志愿兵」。
佩里维耶放下信，又拿起第二封，这封字迹潦草，用的普通信纸：
【我看不懂，这些人到底在干什麽？他们为什麽总在喝酒？为什麽总在说话但什麽都不说？作者想表达什麽？
战争过去了，生活要继续，这些人为什麽不工作？为什麽不思考法国的未来？作者自己想清楚了吗？】
第三封信看起来是一位女性写的，笔迹秀气：
【作为一个女人，我感到被冒犯了！小说里无论是女主角贝尔特，还是其他出现的女人，都只是男人欲望的对象。
作者没有给她们灵魂，没有给她们声音。男人在小说里用冷漠掩饰软弱，用酒精逃避责任。
而我们女人只能看着，等着，被爱或被抛弃。这不公平！】
佩里维耶一连看了十几封，又走到窗边，看着下面的街道。
《太阳照常升起》已经连载了五天，收到的反馈既没有一边倒的赞美，也没有一边倒的批判。
而是充满了分裂和困惑，还有不安的骚动。
这小说不像莱昂纳尔以前的作品——
《老卫兵》让人同情，《合唱团》让人温暖，《雷雨》让人震撼，《咖啡馆》让人反思。
但《太阳照常升起》——让人不舒服。
不是讨厌，就是不舒服，读者读完每天的连载，就像穿了一件不合身的衣服，又走进了一个太安静的房间。
这种感受，让整个巴黎都开始抑郁起来。
圣日耳曼大道的一家咖啡馆里，三个男人坐在角落。
他们都在看《费加罗报》，看《太阳照常升起》今天连载的部分。
其中一人把报纸放下，喝了口咖啡：「还是没看懂。」
第二个人也说：「我也没看懂。」
第三个人没说话，盯着报纸，过了一会儿，才说：「我昨晚又看了一遍前面的。」
另外两个追问：「然后呢？」
第三个人说：「然后我做了个梦。梦到我坐在双偶」里。不是我常去的那个位置，是雅克坐的那个角落。
我看着窗外，外面是巴黎的街道。然后我醒了，发现才凌晨三点。我睡不着了。」
三个人都沉默了。
第一个男人四十岁左右，脸上有皱纹，手指关节粗大，他是个木匠，战时在国民自卫队待过。
木匠突然说：「我认识雅克这样的人，不是真的认识，但我见过。在酒馆里，在街上。
他们总是下午才出来，眼睛发红，不说话，就坐在那里，一坐就是一下午。」
第二个男人年轻些，三十出头，是个小公务员。
公务员则说：「科恩那种人我也见过。总说要写东西，总说有事要做。
但永远都把时间消磨在咖啡馆里，也永远在说我明天就开始」。
第三个人是画家，留着长发，他自己的生活就放荡不羁。
画家补充道：「贝尔特那样的女人我见过更多。舞会上的寡妇，沙龙里的常客。她们笑得很响，说话很快。
但你看她们的眼睛，里面什麽都没有，连废墟也没有。」
木匠拿起报纸，又看了看今天连载的那段，然后摇了摇头：「这算什么小说？什麽都没发生。」
画家不以为然：「其实已经发生了，只是没写出来。」
公务员追问：「什麽意思？」
画家指着报纸：「贝尔特在告诉雅克她昨晚在别人那里跳舞到三点，还喝别人的酒。
雅克听懂了，但他只说哦」和是吗」，而不问你为什麽去」你和谁跳舞」你什麽时候回家的」。
他不问，因为他知道问了也没用。贝尔特也不会说真话。」
木匠皱起眉：「你想太多了吧？」
画家呵呵一笑：「不是我想太多。是作者写得太少，只能我们自己去想。」
公务员点点头：「我也有这种感觉，这小说像一堆碎片，你得自己拼起来。」
木匠摇摇头：「我还是不懂，小说不应该是这样的。小说应该讲故事讲清楚谁是谁，为什麽这样做，后来怎麽样了。」
画家嗤笑一声，反问：「那生活呢？生活讲清楚了吗？」
木匠和公务员都愣住了。
画家继续说：「我的生活就是一堆碎片。早上起床，去画室，画画或者不画画，吃饭，喝酒，睡觉。
没什麽故事，没什麽后来怎麽样了」，就是这麽一天天过。」
公务员低声说：「我也是——办公室，家，咖啡馆————没什麽变化。」
木匠想了想：「我也是。工坊，家，酒馆。战争之前是这样，战争之后还是这样。只是————」
「只是什麽？」
木匠叹了口气：「只是感觉不一样了。战争之前，我觉得我在建设法国。
战争之后，我觉得我就是个木匠，做桌子椅子，换钱吃饭。没了。」
三个人都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公务员忽然说：「这小说写的就是这个。」
「什麽？」
公务员的语气笃定起来：「就是没了」！战争把什麽东西打没了。不是土地，不是城市，是别的东西。
是什麽？说不清。但这小说里的人，他们都感觉到了——没了」。」
画家看着报纸：「所以作者不写没了」，他只写这些人怎麽活着。虽然人还活着，但感觉没了。」
木匠终于点点头：「我好像有点懂了。」
法兰西学院的一次聚会上，几个院士坐在休息室里，他们也在谈《太阳照常升起》。
埃内斯特·勒南忿忿不平地说：「简直是胡闹。小说不像小说，随笔不像随笔！」
夏尔·德·马扎德点头：「这个索雷尔写的是什麽？酒馆笔记？战地通讯？
还是旅行随笔？」
于勒·西蒙更严厉：「这是逃避。面对国家的耻辱，他写的不是反思，不是奋进，而是一群人的堕落。
这些人为什麽不思考法国？为什麽不谈责任？为什麽只喝酒丶谈女人丶到处游荡？」
这时路易·德·洛梅尼开口了，他已经八十岁了，经历过七月王朝丶第二共和国丶第二帝国，现在是第三共和国。
路易·德·洛梅尼的声音很慢：「我读了，我也不喜欢。这小说的笔调太冷，描写太空白，没有抚慰我的精神。
但我却忘不掉里面的人，和他们的生活。」
他看着其他人：「我儿子就是这样的。1870年他二十岁，上了前线。幸好没受伤，活着回来了，但他变了。
以前他热情，有理想，想当个律师，想服务国家。现在他没工作，没结婚，每天下午才起床，去咖啡馆坐到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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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德·洛梅尼站了起来：「我不喜欢这小说，它让我难受。但它说的是真话！真话不一定好听，但它是真话。」
说完，他慢慢走出休息室，剩下的人沉默了很长时间。
最后，埃内斯特·勒南低声说：「也许我们老了。」
「什麽意思？」
「我们期待看到的是战败丶耻辱丶复仇的意志丶国家的重生。就像索雷尔自己在《米隆老爹》里写的那样。
但我们忘了—一不是所有人都能这样。有些人卡住了，停在耻辱那里，走不到复仇，更走不到重生。
他们就卡在那儿。」
这个总结，引发了更漫长的沉默。
《费加罗报》的读者来信开始发生变化，变得简短，但更沉重：
【我父亲就是雅克。他整天不说话，只会喝酒，已经十年了。】
【我哥哥从战场回来后就变了。他以前爱笑，现在只是坐着。我们都假装没事，但其实有事。
这小说说出了这种看着没事，其实有事的状态。】
【我在银行工作十五年。每天一样。我有时想，我和雅克有什麽区别？他坐在咖啡馆里，我坐在银行里。
我们都等着什麽，但不知道等什麽。】
主编办公室里，多了说「我懂了」的信，不是懂了情节，是懂了那种感觉。
原来这小说不是关于战争，不是关于失败，不是关于道德；
而是关于战争之后丶失败之后丶道德之后，法国一代人所剩无几的内心。
随着讨论的深入，《费加罗报》的销量开始默默增长。
不像《现代生活》连载「福尔摩斯」时的爆发式增长，而是很稳定的，一天一两千份的持续增长。
看着报纸的销量数字，主编佩里维耶心理默默说了一句：「这才是《费加罗报》应该刊登的小说！」
这时候，一篇维克多·雨果亲笔撰写的评论，发表在《共和国报》上，为这场关于《太阳照常升起》的大讨论，又火上浇油了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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