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目录 第663章 增值税制
听到张文弼这么说，冯天禄立刻说道：
「张大人，本官也愿意联署，奏疏可以通过通政司的渠道送上去，直接送到苏检正那边。」张文弼明白冯天禄的意思，冯天禄是通政司下的江河通政署主司，他可以通过通政司内的渠道，更快地将奏疏送到京师。
而且他愿意联署，张文弼自然乐意。
张文弼起草奏疏，又交给冯天禄过目，立刻通过快船送往京师。
这次联署之后，张文弼和冯天禄两人，多了几分惺惺相惜的感觉。
他们乾脆留在九江，一边操持长江中上游邮政船招标的事情，一边等待朝廷的回应，等待朝廷如何解决税卡的问题。
京师，中书门下五房。
苏泽展开奏疏，迅速看完。
张文弼和冯天禄这份联署奏疏写的极为漂亮，他们详细记录了长江下游流域税卡林立的问题，也敏锐的预感到了其中的危害。
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两人的职权范围。
不愧是杨尚书举荐的人啊！
苏泽不由得感慨，杨尚书果然是大明第一伯乐，他举荐的人才，不仅仅是业务能力出众，人品也是过关的！
若非心中有大义，当官的是不会冒着得罪地方同僚的风险，上这样的奏疏的。
作为穿越者，苏泽当然知道税卡的危害。
地方为了多收商税，到处设卡。商人缴税是应有之义，但这样层层盘剥，反而阻塞了流通。这些年来，地方官府对于商税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
最开始，最抵触商税的就是江南地区了。
但随着常州府丶松江府上海县开徵商税之后，其他几个江南的府也撑不住了。
隔壁开徵商税，等于将税收都抽走了。
于是江南的几个府县，都纷纷请奏开徵商税，朝廷开徵商税的府县越来越多。
这一点，在权知新政实行以后，越发的明显。
新官「权知」一年，那想要做出成绩来，地方官府就要有钱。
田税是不可能大幅度增长的，张居正掌控的户部，又对于杂税的徵收十分谨慎，严查地方上的苛捐杂税于是乎，商税就成了地方官府要增长收入的最佳选择。
而且朝廷也规定了，开徵商税的地区，可以开吏科试，用考试招募更多的吏员，并且朝廷还有专门的教育资金扶持，帮助地方开设小学。
结果就是，沿着长江流域逆流而上，越来越多的府县开徵商税。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正好符合苏泽的「四民道德说」，也就是「商人有纳税的道德」。
可是地方治理，素来有一个钟摆理论。
钟摆理论，就是政治上总是出现一种左右摇摆的现象。
从地方上极力反对开徵商税，到地方上到处设立税关，滥征商税，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
就在户部的报表上一片欣欣向荣，各省商税飞快上涨的时候，滥征多征，设卡抽税的问题又出现了。其实这种事，原时空就发生过。
清后期为了扑灭太平天国起义，允许地方团练设立厘关，徵收厘金。
这项权力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廷都没能收回，东南各省通过厘金，获得了中央财政外的收入。清末能发生东南互保，其基础就是这厘金收入。
其实不仅仅是清末，近代法国丶德国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苏泽想起了自己读书时候的课文，《多收了三五斗》里写的是农民，可道理相通。
税卡一多，成本就摊到货价里，最后还是百姓掏钱。
货流慢了，价贵了，厂子出货也难。
他铺邮政丶造新船丶改漕运，是要让货快起来，让作坊敢开工，让商人敢贩运。
现在倒好，路上处处是关卡，船跑得再快，也得停下来缴钱。
这种税卡横行，破坏的是整个大明的商业活力。
以邻为壑，以邻强征，这样的商税，根本不是苏泽设想的，对商人利得徵税反哺朝廷，而是朝廷利用商税盘剥商贾百姓。
效率是更大的问题。
商业发展在于流通，以邻为壑的地方保护主义下，就算是形成地方工商业，就不过是一种垄断下的特权工坊。
垄断就能赚钱，那还搞什么技术竞争技术进步。
那就和清末实业一样，所谓实业，不过是依附于权贵的敛财工具。
技术升级赚到的钱，还不如官府的一道命令，这样的工商业根本发展不了先进生产力，反而会成为落后社会制度盘剥百姓的新工具。
张文弼和冯天禄的联名奏疏来得及时。
再不整治，邮政船快不起来，漕运改蒸汽船也是白费，沿江刚冒头的那些小厂，怕是要被税卡压死。他回到案前，铺开纸。
这事不能单靠一纸禁令。
地方上阳奉阴违惯了，今天撤卡，明天换个名目又能立起来。
得从根子上改。
要怎么改，其实苏泽也早有预案。
苏泽提笔写下《请设货物通行票以利商贾疏》。
他先引张文弼与冯天禄奏报，简述沿江税卡林立的现状：三百里水路，税卡十三处，小商贩不堪重负，货流迟滞。
接着笔锋一转，点明核心问题：
「商税之设，本为取商贾之利以益国用，非为阻塞货殖。今地方各自为政，滥设税卡，实乃以邻为壑，伤及商脉，亦损朝廷长远之利。」
解决办法，他提出了三条。
第一，设「货物通行票」。
凡商货起运，于首个税关或地方官衙，按货值一次性估税，开具通行票。
票上载明货物种类丶数量丶总值丶应纳税额丶起运地与目的地。
沿途各关，验票即放，不得重复徵税。抵达销地后，凭票核销，完成纳税。
第二，立「税额抵扣法」。
此为新税制之关键。各地生产作坊丶工场出售货物，可凭购入原料时取得的通行票（或类似税凭），抵扣部分应纳之税。
例如，织坊购棉纱已缴税，出售棉布时，可凭棉纱税票抵扣布税的一部分。
此法意在将税赋更多留在生产增值环节，鼓励深加工，亦使原料流通更畅。
第三，严定章程，统一执行。
由户部牵头，制定《货物通行票则例》。
明确何种货物适用何税率，如何估税，如何开票丶验票丶核销。
通行票由户部统一印制丶编号丶下发，严查私印丶伪造丶涂改。
各税关丶地方衙门，只负责依例执行，无权擅改税率或增设税目。
苏泽在疏中特别强调此法的好处：
「一曰通商。一票通行，省却层层盘验之烦，货物流转必速。商贾省时省力，本小者亦可远贩。」「二曰均税。税赋明载于票，无从隐匿，亦无从滥征。大商小贩，一视同仁。税关但验票放行，可减勒索之弊。」
「三曰促产。抵扣之法，使加工程度愈深，税负相对愈轻。可激励坊场改进工艺，增工增值，而非仅贩运原料。」
「四曰利国。货流既快，则商税总额未必减，或反因源头活水而增。且税制统一，中央掌控愈强，地方难以截留。」
写完主体，苏泽补上执行细项。
他建议先在长江丶大运河两条主干水道试行。
由户部丶工部丶通政司抽调人手，组成「货物通行票试行督办小组」，张文弼丶冯天禄可为地方协办。选九江至南京段为首试区域，因其商旅最密，问题最显。
试行期半年。
期间，旧有税卡暂不撤，但须同时接受通行票。
商贾可自选沿用旧制逐关纳税，或申领通行票一票到底。
半年后比对数据，查验实效，再议推广全国水路丶乃至陆路。
最后，苏泽点出关键：
「新法之要，在于「一票』贯通，「抵扣』激励。非仅为除当下之弊，更为立长久之规。望朝廷速决。」
奏疏写毕，苏泽检查一遍，确认无误，唤来书吏：「即刻抄录，一份送通政司急递东宫，一份送我房中，我要再细看看。」
书吏领命而去。
苏泽独自在房中，对着烛火又看了一遍奏疏。
他知道，这法子并非完美。
通行票的防伪丶管理需要一套精密系统。
抵扣计算复杂，需要更多识字算帐的吏员。
地方上习惯了设卡收现钱，恐怕会消极应付，甚至暗中阻挠。
但这是目前能想到最可行的路子。
将徵税环节从流通转向生产与增值，本质是鼓励货物动起来，让加工环节多起来。
只要货流加快，作坊开工足，商税源头就不会枯竭。
地方失去乱设税卡的藉口，朝廷也能更清楚看到真实的商业活动。
他想到了冯天禄奏报里那个叫陈四的商贩。
若有一张通行票，他从景德镇贩瓷器到安庆，或许就不用逃税，也不用遇见冯天禄才得救。又想到了顾宪成的船厂。
原料进来能抵扣，造出的船卖出去税负合理，他就能更专心改进船只，而不是琢磨怎么绕开税卡。如今的大明，吏科试已经考了五年，六等吏员改革也执行了三年了。
其实地方上已经积攒了足够的吏员，特别是江南那些发达地区，读书识字能写能算的人本来就很多，这套「通行票」制度，并非是不可实施。
但是有实施的能力，和能不能实施，是完全的两回事。
最简单的，地方发展不平衡，产业发达的地方，自然是支持这套改革的，他们可以将更多的税收留在本地。
可那些本身产业并不发达，原本依靠地理优势的府县，自然就要反对了。
而且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很足，这样复杂的税制，必然有大量逃税漏税，地方官府缉拿偷税，总不能算是错的吧？
苏泽穿越前的原时空，增值税实行了几十年，也就是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后，虚开骗税的乱象才得到了遏制。
大明如今的技术和通讯水平，执行初期必然是乱象横行，很容易被人找到攻击的把柄。
但是苏泽也清楚，税制改革是不得不改。
不解决地方设卡的税卡问题，就无法形成统一大市场，就谈不上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历史上的那些欧洲国家，建立近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就是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总不能大明这个大一统王朝，也需要像原时空近代那些欧罗国家一样，需要打一场才能形成统一市场吧？
趁着地方保护主义势力还不强大，朝廷对地方还有绝对的控制力，扑灭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火苗。苏泽将《请设货物通行票以利商贾疏》塞进了【手提式大明朝廷】。
一一【模拟开始】一
《请设货物通行票以利商贾疏》送至内阁。
高拱丶张居正丶赵贞吉等阁老传阅后，意见不一。
高拱和张居正都认为此法可通商利国，赞同试行；
赵贞吉担忧抵扣计算繁复，地方吏员能否执行；
雷礼则认为改革过急，易生混乱。
诸大绶和李一元作为专务阁老，没有发表意见。
内阁将奏疏下发户部丶工部及沿江各省议复。
户部尚书王世贞上疏支持，称此法可「清税源丶通商脉」；工部尚书潘季驯亦赞同，言「货流速则工程物料亦畅」。
然而江西丶湖广丶南直隶等地布政使司多呈反对之议，尤以九江丶安庆等沿江府县为甚。
他们不仅仅反对激烈，政策试行阶段也从中作梗，最终内阁搁置了你的改革。
一一【模拟结束】
【剩余威望：11700点】
【本次模拟结果：地方阳奉阴违。】
【若要通过你的奏疏，需要支付2000点威望值，是否支付？】
好家夥，2000点威望值，这件事果然难办。
正如苏泽所料的那样，改革进入深水期后，很多反对不再是政治上的分歧，而是实际利益的争夺。对于那些因为改革受损的地方府县来说，他们并非不知道苏泽政策的好处，但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他们也要拚尽全力去反对的。
【叮！威望值已扣除，请宿主在现实中提交奏疏，模拟结算将在奏疏执行后进行！】
【剩余威望：9700。】
苏泽合上了【手提式大明朝廷】，接下来就等着系统发力了。 记住本站网址，Ｗｗｗ．biquxu1．Ｃc，方便下次阅读，或且百度输入“ biquxu1.cc ”，就能进入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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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愿意联署，张文弼自然乐意。
张文弼起草奏疏，又交给冯天禄过目，立刻通过快船送往京师。
这次联署之后，张文弼和冯天禄两人，多了几分惺惺相惜的感觉。
他们乾脆留在九江，一边操持长江中上游邮政船招标的事情，一边等待朝廷的回应，等待朝廷如何解决税卡的问题。
京师，中书门下五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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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两人的职权范围。
不愧是杨尚书举荐的人啊！
苏泽不由得感慨，杨尚书果然是大明第一伯乐，他举荐的人才，不仅仅是业务能力出众，人品也是过关的！
若非心中有大义，当官的是不会冒着得罪地方同僚的风险，上这样的奏疏的。
作为穿越者，苏泽当然知道税卡的危害。
地方为了多收商税，到处设卡。商人缴税是应有之义，但这样层层盘剥，反而阻塞了流通。这些年来，地方官府对于商税的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
最开始，最抵触商税的就是江南地区了。
但随着常州府丶松江府上海县开徵商税之后，其他几个江南的府也撑不住了。
隔壁开徵商税，等于将税收都抽走了。
于是江南的几个府县，都纷纷请奏开徵商税，朝廷开徵商税的府县越来越多。
这一点，在权知新政实行以后，越发的明显。
新官「权知」一年，那想要做出成绩来，地方官府就要有钱。
田税是不可能大幅度增长的，张居正掌控的户部，又对于杂税的徵收十分谨慎，严查地方上的苛捐杂税于是乎，商税就成了地方官府要增长收入的最佳选择。
而且朝廷也规定了，开徵商税的地区，可以开吏科试，用考试招募更多的吏员，并且朝廷还有专门的教育资金扶持，帮助地方开设小学。
结果就是，沿着长江流域逆流而上，越来越多的府县开徵商税。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正好符合苏泽的「四民道德说」，也就是「商人有纳税的道德」。
可是地方治理，素来有一个钟摆理论。
钟摆理论，就是政治上总是出现一种左右摇摆的现象。
从地方上极力反对开徵商税，到地方上到处设立税关，滥征商税，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
就在户部的报表上一片欣欣向荣，各省商税飞快上涨的时候，滥征多征，设卡抽税的问题又出现了。其实这种事，原时空就发生过。
清后期为了扑灭太平天国起义，允许地方团练设立厘关，徵收厘金。
这项权力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廷都没能收回，东南各省通过厘金，获得了中央财政外的收入。清末能发生东南互保，其基础就是这厘金收入。
其实不仅仅是清末，近代法国丶德国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苏泽想起了自己读书时候的课文，《多收了三五斗》里写的是农民，可道理相通。
税卡一多，成本就摊到货价里，最后还是百姓掏钱。
货流慢了，价贵了，厂子出货也难。
他铺邮政丶造新船丶改漕运，是要让货快起来，让作坊敢开工，让商人敢贩运。
现在倒好，路上处处是关卡，船跑得再快，也得停下来缴钱。
这种税卡横行，破坏的是整个大明的商业活力。
以邻为壑，以邻强征，这样的商税，根本不是苏泽设想的，对商人利得徵税反哺朝廷，而是朝廷利用商税盘剥商贾百姓。
效率是更大的问题。
商业发展在于流通，以邻为壑的地方保护主义下，就算是形成地方工商业，就不过是一种垄断下的特权工坊。
垄断就能赚钱，那还搞什么技术竞争技术进步。
那就和清末实业一样，所谓实业，不过是依附于权贵的敛财工具。
技术升级赚到的钱，还不如官府的一道命令，这样的工商业根本发展不了先进生产力，反而会成为落后社会制度盘剥百姓的新工具。
张文弼和冯天禄的联名奏疏来得及时。
再不整治，邮政船快不起来，漕运改蒸汽船也是白费，沿江刚冒头的那些小厂，怕是要被税卡压死。他回到案前，铺开纸。
这事不能单靠一纸禁令。
地方上阳奉阴违惯了，今天撤卡，明天换个名目又能立起来。
得从根子上改。
要怎么改，其实苏泽也早有预案。
苏泽提笔写下《请设货物通行票以利商贾疏》。
他先引张文弼与冯天禄奏报，简述沿江税卡林立的现状：三百里水路，税卡十三处，小商贩不堪重负，货流迟滞。
接着笔锋一转，点明核心问题：
「商税之设，本为取商贾之利以益国用，非为阻塞货殖。今地方各自为政，滥设税卡，实乃以邻为壑，伤及商脉，亦损朝廷长远之利。」
解决办法，他提出了三条。
第一，设「货物通行票」。
凡商货起运，于首个税关或地方官衙，按货值一次性估税，开具通行票。
票上载明货物种类丶数量丶总值丶应纳税额丶起运地与目的地。
沿途各关，验票即放，不得重复徵税。抵达销地后，凭票核销，完成纳税。
第二，立「税额抵扣法」。
此为新税制之关键。各地生产作坊丶工场出售货物，可凭购入原料时取得的通行票（或类似税凭），抵扣部分应纳之税。
例如，织坊购棉纱已缴税，出售棉布时，可凭棉纱税票抵扣布税的一部分。
此法意在将税赋更多留在生产增值环节，鼓励深加工，亦使原料流通更畅。
第三，严定章程，统一执行。
由户部牵头，制定《货物通行票则例》。
明确何种货物适用何税率，如何估税，如何开票丶验票丶核销。
通行票由户部统一印制丶编号丶下发，严查私印丶伪造丶涂改。
各税关丶地方衙门，只负责依例执行，无权擅改税率或增设税目。
苏泽在疏中特别强调此法的好处：
「一曰通商。一票通行，省却层层盘验之烦，货物流转必速。商贾省时省力，本小者亦可远贩。」「二曰均税。税赋明载于票，无从隐匿，亦无从滥征。大商小贩，一视同仁。税关但验票放行，可减勒索之弊。」
「三曰促产。抵扣之法，使加工程度愈深，税负相对愈轻。可激励坊场改进工艺，增工增值，而非仅贩运原料。」
「四曰利国。货流既快，则商税总额未必减，或反因源头活水而增。且税制统一，中央掌控愈强，地方难以截留。」
写完主体，苏泽补上执行细项。
他建议先在长江丶大运河两条主干水道试行。
由户部丶工部丶通政司抽调人手，组成「货物通行票试行督办小组」，张文弼丶冯天禄可为地方协办。选九江至南京段为首试区域，因其商旅最密，问题最显。
试行期半年。
期间，旧有税卡暂不撤，但须同时接受通行票。
商贾可自选沿用旧制逐关纳税，或申领通行票一票到底。
半年后比对数据，查验实效，再议推广全国水路丶乃至陆路。
最后，苏泽点出关键：
「新法之要，在于「一票』贯通，「抵扣』激励。非仅为除当下之弊，更为立长久之规。望朝廷速决。」
奏疏写毕，苏泽检查一遍，确认无误，唤来书吏：「即刻抄录，一份送通政司急递东宫，一份送我房中，我要再细看看。」
书吏领命而去。
苏泽独自在房中，对着烛火又看了一遍奏疏。
他知道，这法子并非完美。
通行票的防伪丶管理需要一套精密系统。
抵扣计算复杂，需要更多识字算帐的吏员。
地方上习惯了设卡收现钱，恐怕会消极应付，甚至暗中阻挠。
但这是目前能想到最可行的路子。
将徵税环节从流通转向生产与增值，本质是鼓励货物动起来，让加工环节多起来。
只要货流加快，作坊开工足，商税源头就不会枯竭。
地方失去乱设税卡的藉口，朝廷也能更清楚看到真实的商业活动。
他想到了冯天禄奏报里那个叫陈四的商贩。
若有一张通行票，他从景德镇贩瓷器到安庆，或许就不用逃税，也不用遇见冯天禄才得救。又想到了顾宪成的船厂。
原料进来能抵扣，造出的船卖出去税负合理，他就能更专心改进船只，而不是琢磨怎么绕开税卡。如今的大明，吏科试已经考了五年，六等吏员改革也执行了三年了。
其实地方上已经积攒了足够的吏员，特别是江南那些发达地区，读书识字能写能算的人本来就很多，这套「通行票」制度，并非是不可实施。
但是有实施的能力，和能不能实施，是完全的两回事。
最简单的，地方发展不平衡，产业发达的地方，自然是支持这套改革的，他们可以将更多的税收留在本地。
可那些本身产业并不发达，原本依靠地理优势的府县，自然就要反对了。
而且他们反对的理由也很足，这样复杂的税制，必然有大量逃税漏税，地方官府缉拿偷税，总不能算是错的吧？
苏泽穿越前的原时空，增值税实行了几十年，也就是全面进入信息化时代后，虚开骗税的乱象才得到了遏制。
大明如今的技术和通讯水平，执行初期必然是乱象横行，很容易被人找到攻击的把柄。
但是苏泽也清楚，税制改革是不得不改。
不解决地方设卡的税卡问题，就无法形成统一大市场，就谈不上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历史上的那些欧洲国家，建立近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就是统一大市场的形成。
总不能大明这个大一统王朝，也需要像原时空近代那些欧罗国家一样，需要打一场才能形成统一市场吧？
趁着地方保护主义势力还不强大，朝廷对地方还有绝对的控制力，扑灭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火苗。苏泽将《请设货物通行票以利商贾疏》塞进了【手提式大明朝廷】。
一一【模拟开始】一
《请设货物通行票以利商贾疏》送至内阁。
高拱丶张居正丶赵贞吉等阁老传阅后，意见不一。
高拱和张居正都认为此法可通商利国，赞同试行；
赵贞吉担忧抵扣计算繁复，地方吏员能否执行；
雷礼则认为改革过急，易生混乱。
诸大绶和李一元作为专务阁老，没有发表意见。
内阁将奏疏下发户部丶工部及沿江各省议复。
户部尚书王世贞上疏支持，称此法可「清税源丶通商脉」；工部尚书潘季驯亦赞同，言「货流速则工程物料亦畅」。
然而江西丶湖广丶南直隶等地布政使司多呈反对之议，尤以九江丶安庆等沿江府县为甚。
他们不仅仅反对激烈，政策试行阶段也从中作梗，最终内阁搁置了你的改革。
一一【模拟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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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苏泽所料的那样，改革进入深水期后，很多反对不再是政治上的分歧，而是实际利益的争夺。对于那些因为改革受损的地方府县来说，他们并非不知道苏泽政策的好处，但是为了自己的政绩，他们也要拚尽全力去反对的。
【叮！威望值已扣除，请宿主在现实中提交奏疏，模拟结算将在奏疏执行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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