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目录 第360章 魔鬼的低语!
第360章 魔鬼的低语!
时间踏入一八八一年六月,比巴黎的天气更热的,是《雷雨》持续不退的狂潮。
这部戏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已经超过十五场,每一场都要把过道票卖满。
票房如同防洪堤溃坝的塞纳河,狂热的观众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洪水,冲击了整整一个月,仍然未见颓势。
黎塞留街售票窗口前的长龙成了固定风景,票贩子穿梭其间,将原本就不菲的票价炒到了令人咋舌的高度。
真正让巴黎人意识到《雷雨》已超越一部成功戏剧范畴的,是一种被称为「雷雨病」的奇特现象。
一些囊中羞涩却又沉迷剧情的年轻学生丶小职员或文艺青年,反覆购票观看。
据说纪录保持者是个来自拉丁区的医科学生,足足看了十一场。
他们只买最廉价的丶需要全程站立的「过道票」。
但更古怪的是他们的观剧方式。
剧场里,他们屏息凝神,如同朝圣,直到剧中某个关键节点——
或是「玛德莱娜」悲愤交加地喊出那句「是命运!是不公平的命运指使我来的!」;
或是「玛德莲夫人」用那种预示着毁灭的腔调说出「好,你去吧!小心,现在风暴就要起来了!」
——那一刻,他们会爆发出短促而热烈的喝彩,仿佛等待已久的仪式完成。
随后这些观众便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去,毫不犹豫地挤过人群,消失在剧院外的夜色中。
他们将后半场的电闪雷鸣丶死亡与疯狂留在身后。
这种只等一瞬间感情爆发的偏执行为,成了巴黎沙龙里最新鲜的谈资。
有人说这是一种新的审美方式,有人说这只是穷鬼附庸风雅的怪癖。
但无论如何,「雷雨病」这个略带调侃的称呼,不胫而走,成了《雷雨》现象级影响力的又一明证。
而法兰西剧院的喧嚣早已超越了国界。
伦敦的绅士丶柏林的学者丶维也纳的艺术家丶圣彼得堡的贵族丶巴塞隆纳的革新派丶罗马的文艺爱好者……
他们操着各种口音,如潮水般涌入巴黎。
他们的行程单上,比参观罗浮宫还要靠前的,就是去法兰西喜剧院看一场《雷雨》。
旅馆老板和马车夫们眉开眼笑,他们或许看不懂那出戏,但他们认得清法郎和生丁。
面对这前所未有的需求,法兰西喜剧院开了欧洲戏剧演出的先河
——将《雷雨》的演员分为三组,核心演员如莎拉·伯恩哈特丶弗朗索瓦·戈蒂耶-吕扎尔什等主演夜场;
其他两组经验丰富的演员则分别承担下午场和周末加演。
如此轮换,才勉强满足了欧洲各地戏剧迷的需求,也让喜剧院的票房收入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数字。
埃米尔·佩兰院长看着帐本,脸上的笑容灿烂得几乎能融化北极冰川。
《雷雨》掀起的风暴,冲击的不仅仅是普通观众,更在戏剧界的同行中引发了地震般的效应。
那些名字本身就能代表一个时代戏剧成就的大剧作家们,也从欧洲各地涌向巴黎。
他们怀着好奇丶审视丶嫉妒……种种复杂的情绪,坐进了黎塞留厅。
小仲马特地从佛罗伦斯赶回来,在观看完演出以后,在自己的包厢里沉默了许久。
回去以后,他就把自己刚刚写好的《巴格达王妃》剧本给撕了。
挪威的亨利克·易卜生,原本在慕尼黑访问,在德国朋友的极力推荐下,专程来到巴黎,连续观看了两场《雷雨》。
这位以《玩偶之家》震动欧洲的戏剧革命者,在演出结束后没有像其他观众那样狂热欢呼。
他只是静静地坐着,眼神专注地看着舞台上电灯的光芒,久久不语。
回到旅馆,他对自己的朋友说:「……和《雷雨》比起来,《玩偶之家》就像是一部十八世纪的作品。」
此外还有德国的保尔·海塞丶俄国的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
这些各自国家的戏剧泰斗,在观看《雷雨》后,反应惊人地一致:
深感震撼,同时感到一种创作上的落伍与危机!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给莫斯科剧院经理的电报中直言:「……立刻安排引进《雷雨》的演出权!不惜代价!
我们过去的许多创作观念,需要彻底反思了。」
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这些大师们都通过各自的渠道,向法兰西喜剧院乃至莱昂纳尔本人,发出了会面的请求。
他们都想亲眼见见这个将戏剧艺术推向新高度的年轻人。
对于剧作家来说,限制他们创作的不是想像力,而是客观的舞台技术的发展。
传统戏剧要遵循「三一律」(同一天内,同一地点,一条主线),一方面是让矛盾能更集中地爆发;
另一方面也是舞台技术的限制,无法表现更长丶更丰富的环境变化。
莱昂纳尔的《雷雨》相当于给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剧作家打了个样,告诉他们——
今后戏剧的舞台空间不仅是横向的,还可以是纵向的;
调动观众情绪不仅依赖剧情与音乐,还可以利用细腻的灯光变化。
这相当于谢尔盖·爱森斯坦第一次在电影里向世人展示了「蒙太奇」手法,从此以后电影拍摄就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看过「蒙太奇」的观众,再看没有「蒙太奇」的电影,只会觉得僵硬丶冗长;
看过《雷雨》的观众,再看传统剧场的戏剧,就会嫌弃舞台昏暗,表演失真了。
对于剧作家来说,跟上这场革命,这就是再上层楼的机遇;没有跟上,则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圣日耳曼大道117号的公寓,在《雷雨》首演后,本来经历了一轮又一轮访客高峰。
莱昂纳尔疲于应付,不得不把许多会见被安排在咖啡馆或其他公共场所。
而六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爱弥儿·左拉又在他在梅塘的别墅举办了一场小型沙龙。
这次沙龙,参加的人不仅有「梅塘七子」,而且左拉表示「有几个朋友很想见见你」。
当莱昂纳尔到达的时候,左拉的别墅客厅里,已经是烟雾缭绕,欢声笑语。
左拉热情地迎上来,为他们介绍:「莱昂,这位就是《玩偶之家》的作者,亨利克·易卜生;
这位是《理性女神》的作者,保尔·海塞;这位是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位是奥古斯特·斯特林堡……」
莱昂纳尔与他们一一见过之后,大家迫不及待地就把话题聚焦到《雷雨》上。
莱昂纳尔也是有备而来,他微笑着给在座的几位剧作家分了一张法兰西戏剧院舞台改造的草图。
然后站在客厅中央,用一种诱惑力十足丶仿佛魔鬼低语的声调说道:
「各位,关于『舞台电气化改造』,我认为欧洲各国应该统一标准,这样才能让大家今后创作的新剧,在所有的中大型剧院,都畅通无阻;
而主导这场革命的,应该是我们这些写剧本的人……」
易卜生丶保罗·海塞丶奥斯特洛夫斯基丶斯特林堡……全都抬起头,目光灼灼地盯着莱昂纳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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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戏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已经超过十五场,每一场都要把过道票卖满。
票房如同防洪堤溃坝的塞纳河,狂热的观众就是一波又一波的洪水,冲击了整整一个月,仍然未见颓势。
黎塞留街售票窗口前的长龙成了固定风景,票贩子穿梭其间,将原本就不菲的票价炒到了令人咋舌的高度。
真正让巴黎人意识到《雷雨》已超越一部成功戏剧范畴的,是一种被称为「雷雨病」的奇特现象。
一些囊中羞涩却又沉迷剧情的年轻学生丶小职员或文艺青年,反覆购票观看。
据说纪录保持者是个来自拉丁区的医科学生,足足看了十一场。
他们只买最廉价的丶需要全程站立的「过道票」。
但更古怪的是他们的观剧方式。
剧场里,他们屏息凝神,如同朝圣,直到剧中某个关键节点——
或是「玛德莱娜」悲愤交加地喊出那句「是命运!是不公平的命运指使我来的!」;
或是「玛德莲夫人」用那种预示着毁灭的腔调说出「好,你去吧!小心,现在风暴就要起来了!」
——那一刻,他们会爆发出短促而热烈的喝彩,仿佛等待已久的仪式完成。
随后这些观众便心满意足地转身离去,毫不犹豫地挤过人群,消失在剧院外的夜色中。
他们将后半场的电闪雷鸣丶死亡与疯狂留在身后。
这种只等一瞬间感情爆发的偏执行为,成了巴黎沙龙里最新鲜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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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的绅士丶柏林的学者丶维也纳的艺术家丶圣彼得堡的贵族丶巴塞隆纳的革新派丶罗马的文艺爱好者……
他们操着各种口音,如潮水般涌入巴黎。
他们的行程单上,比参观罗浮宫还要靠前的,就是去法兰西喜剧院看一场《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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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前所未有的需求,法兰西喜剧院开了欧洲戏剧演出的先河
——将《雷雨》的演员分为三组,核心演员如莎拉·伯恩哈特丶弗朗索瓦·戈蒂耶-吕扎尔什等主演夜场;
其他两组经验丰富的演员则分别承担下午场和周末加演。
如此轮换,才勉强满足了欧洲各地戏剧迷的需求,也让喜剧院的票房收入达到了一个空前的数字。
埃米尔·佩兰院长看着帐本,脸上的笑容灿烂得几乎能融化北极冰川。
《雷雨》掀起的风暴,冲击的不仅仅是普通观众,更在戏剧界的同行中引发了地震般的效应。
那些名字本身就能代表一个时代戏剧成就的大剧作家们,也从欧洲各地涌向巴黎。
他们怀着好奇丶审视丶嫉妒……种种复杂的情绪,坐进了黎塞留厅。
小仲马特地从佛罗伦斯赶回来,在观看完演出以后,在自己的包厢里沉默了许久。
回去以后,他就把自己刚刚写好的《巴格达王妃》剧本给撕了。
挪威的亨利克·易卜生,原本在慕尼黑访问,在德国朋友的极力推荐下,专程来到巴黎,连续观看了两场《雷雨》。
这位以《玩偶之家》震动欧洲的戏剧革命者,在演出结束后没有像其他观众那样狂热欢呼。
他只是静静地坐着,眼神专注地看着舞台上电灯的光芒,久久不语。
回到旅馆,他对自己的朋友说:「……和《雷雨》比起来,《玩偶之家》就像是一部十八世纪的作品。」
此外还有德国的保尔·海塞丶俄国的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
这些各自国家的戏剧泰斗,在观看《雷雨》后,反应惊人地一致:
深感震撼,同时感到一种创作上的落伍与危机!
奥斯特洛夫斯基在给莫斯科剧院经理的电报中直言:「……立刻安排引进《雷雨》的演出权!不惜代价!
我们过去的许多创作观念,需要彻底反思了。」
几乎是不约而同地,这些大师们都通过各自的渠道,向法兰西喜剧院乃至莱昂纳尔本人,发出了会面的请求。
他们都想亲眼见见这个将戏剧艺术推向新高度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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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戏剧要遵循「三一律」(同一天内,同一地点,一条主线),一方面是让矛盾能更集中地爆发;
另一方面也是舞台技术的限制,无法表现更长丶更丰富的环境变化。
莱昂纳尔的《雷雨》相当于给全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剧作家打了个样,告诉他们——
今后戏剧的舞台空间不仅是横向的,还可以是纵向的;
调动观众情绪不仅依赖剧情与音乐,还可以利用细腻的灯光变化。
这相当于谢尔盖·爱森斯坦第一次在电影里向世人展示了「蒙太奇」手法,从此以后电影拍摄就进入了全新的时代。
看过「蒙太奇」的观众,再看没有「蒙太奇」的电影,只会觉得僵硬丶冗长;
看过《雷雨》的观众,再看传统剧场的戏剧,就会嫌弃舞台昏暗,表演失真了。
对于剧作家来说,跟上这场革命,这就是再上层楼的机遇;没有跟上,则面临被淘汰的命运。
圣日耳曼大道117号的公寓,在《雷雨》首演后,本来经历了一轮又一轮访客高峰。
莱昂纳尔疲于应付,不得不把许多会见被安排在咖啡馆或其他公共场所。
而六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爱弥儿·左拉又在他在梅塘的别墅举办了一场小型沙龙。
这次沙龙,参加的人不仅有「梅塘七子」,而且左拉表示「有几个朋友很想见见你」。
当莱昂纳尔到达的时候,左拉的别墅客厅里,已经是烟雾缭绕,欢声笑语。
左拉热情地迎上来,为他们介绍:「莱昂,这位就是《玩偶之家》的作者,亨利克·易卜生;
这位是《理性女神》的作者,保尔·海塞;这位是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位是奥古斯特·斯特林堡……」
莱昂纳尔与他们一一见过之后,大家迫不及待地就把话题聚焦到《雷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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